青记独家丨新闻语言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分析

青记独家丨新闻语言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分析本站　　新闻语言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尺度须从专业化、规范化和差异化加以把握，要在遵循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为专业化注入新的内涵；要遵守现代汉语规范，用好用准网络语言；还要秉持差异化策略，与传播新技术深度融合

　　新闻语言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尺度须从专业化、规范化和差异化加以把握，要在遵循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为专业化注入新的内涵；要遵守现代汉语规范，用好用准网络语言；还要秉持差异化策略，与传播新技术深度融合。

　　（一）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内涵及其表现。新闻语言指的是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的规范化语言。本文所讨论的“独立性”与“开放性”问题，更多涉及的是新闻语言的语态问题，包括新闻语言的话语体式、语汇体系、表达情态和传播方式等[1]，具体体现为新闻媒体的叙事态度与叙事风格。

　　在这一概念范畴中，独立性指的是新闻报道基于行业的专业性与传统的新闻语态而独有的语言风格。简洁、真实、客观、通俗等是新闻语言有别于文学与评论等体裁、有别于其他行业用语规范的语言特征；在我国，新闻语言除了新闻行业的专业话语规范外，还带有话语的功能与特征，如早期的“官方宣传式”[2]新闻话语将新闻文风与党风、学风、会风、作风并列，意味着我国的新闻语言不仅仅是行业语言，还跨越到了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线]。尽管社会化媒体兴起后，话语属性主要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新闻语言中，但传统媒体时期新闻语言严肃、端庄的叙事风格仍旧构成了人们对新闻语言独立性的总体印象。

　　开放性则指的是新闻报道对非新闻语言及其风格的吸纳，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新闻行业话语的角度看，新闻语言的开放性受市场规律下“受众本位”的受众观所驱使；从话语的角度看，新闻语言的开放性是“群众路线”的要求。有学者将新近新闻语言特征的变化取向概括为“硬新闻的软着陆”[4]，具体表现为新闻语言的口语化、交互性、流行化和“萌化”等特点。如新闻标题中使用“咋”“啥”等贴近用户日常表达方式的口语词汇、方言词汇，用省略号、感叹号等标点符号和“竟然”“刚刚”等副词增加悬念，与用户互动，使用网络热词等流行语，以开放的态度接纳网络文化；新闻文本中也借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使用网络流行表情包等“萌化”表达和“萌化”呈现，充分体现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新闻的“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5]。

　　（二）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独立性与开放性并不互斥，新闻语言独立性的重要来源是其专业性，而专业性又要求新闻语言具备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首先，新闻语言的专业性与新闻产品的专业性紧密相关。具体而言，“真实性”来源于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的要求，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经过等均应符合实际、经得起核查等；“客观性”来源于对记者的要求，即要求记者在报道时将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判断分开，做到不偏不倚；“通俗性”（也称生动性）与传播对象紧密相关，需要新闻语言可读性强、有亲和力，“能让绝大多数一般水平的读者读得下去”[6]。从通俗性的要求看，新闻语言的通俗性是新闻产品与受众的关系决定的，其目的在于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其中，上文所述的开放性表现大大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和亲和力，恰恰符合了新闻语言与新闻产品专业性的要求。因此，独立性与开放性兼具是新闻语言的基本要求。

　　其次，传统媒体时期新闻语言严肃的风格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线性传播的传播模式有关，也与话语的宣传目的、宣传风格有关，并不意味着新闻语言的独立性完全等同于新闻语言的严肃风格，也不意味着社会化媒体兴起后，新闻语言开放性尺度的增大就违背了其独立性。

　　新闻语言的开放性是“从时代到建设时期历代中央高层反复言说”[7]的问题，既关乎新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也关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新近新闻语言的开放性呈现加快趋势，有必要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对其进行再审视。

　　（一）语言规律：语言变化的加速趋势。语言具有社会性，“时代透过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和影响语言的变化”[8]，与此同时，语言的发展也映射着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新闻语言能够最快最直接地映射社会语言的特点与使用情况，因而也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一方面，语言与具体事物具有对应关系，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诞生了诸多新事物，语言必须及时准确地反映它们的存在。牛津词典每年收录大量新词，如“后”（post-truth）一词曾当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它起源于西方文化，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充满情感刺激与谎言的传播行为相关；而词典中的“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等词汇则产生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新词汇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见诸大量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语言不仅指称事物，还为变化之中的社会需求、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等所形塑，而新闻语言恰恰能够反映语言的这种变化。譬如网络文化便是一种给语言及新闻语言带来冲击的流行文化，在我国，严肃的党报也紧跟网络语言的时尚，如2010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标题中使用网络词汇“给力”，充分体现了新闻语言对网络文化的敏感与接纳。尽管有些时候网络流行语的使用给新闻语言带来了语言失范、语言异化等危机，但从新闻语言映射社会语言的角度来看，这种冲击也侧面反映了社会化媒体时代网民表达能力的退化与萎缩，以及互联网语言的粗俗与匮乏。

　　（二）可供性：媒介形态的演变增加新闻语言的开放空间。吉布森（Gibson）于1979年提出的“可供性”概念最初用以表示行动者行动取决于特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9]，后被引申为社会化媒体、数字媒体等技术对象。新闻经由媒介传播，从可供性的角度出发，新闻实践取决于媒介可供性，因此，媒介形态的演变能够增加新闻语言开放的空间。

　　从印刷媒体到广播电视再到数字媒体时代，新闻语言一直在“纳新”和“出新”。印刷媒体时代新闻语言以书面语为主；广播新闻以口语化的语言进行播报；电视新闻以镜头语言、声画结合等新的再现形式重新定义了新闻表达方式；新媒体时期传播渠道的改变再一次为新闻语言注入了新的特点：数据新闻、Vlog新闻、动新闻、游戏新闻等新闻类型的出现扩充了新闻的样态，也丰富了新闻文体与新闻语态；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孕育了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化，也促使始终保持开放的新闻语言与之进行不同程度的融合。

　　当前传播环境的去中心化特征要求新闻语言“嵌入”社会化媒体的传播逻辑，学习相应的表达形式与语言风格，实现与用户的连接。潘忠党教授以“社交可供性”作为新媒体的概念界定的维度之一[10]，可以说，新闻语言的开放性在社会化媒体时期的底层逻辑是一种交互思维。各种机构性媒体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进驻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在强化社交“连接”属性的同时积极探索“媒体+社交”的传播路径，进而在商业平台中嵌入各新闻媒体的“专属社群”，用社会化媒体的交互逻辑同用户建立连接。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不再是单向传播的文本，而具备了交流互动的功能，新闻语言也就自然带有极强的交互特征，无论是口语、方言的使用还是“萌化”的表达，皆具备强交互性。

　　（三）受众本位：借开放性赢得社会化媒体用户。无论新闻话语还是话语，都需要“赢得”传播对象，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中，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更是同样面临争夺用户的情形。这一过程中，新闻语言的开放性成为信息“抵达”用户、媒体吸纳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大量征用青年文化，通过借鉴与吸纳青年文化的语言外壳来吸纳青年用户。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当下新闻的重要载体，当前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大都属于互联网的“移民”，作为“原住民”的青年群体才是手握网络文化钥匙的群体，因此，要在社会化媒体中有效传播新闻，必须被青年人所接纳，而肯定青年文化、模仿青年人“说线年五四青年节前夕，B站推出了短视频《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表达了对青年人的赞美与厚望，随后，“后浪”一词被诸多新闻媒体所使用，以表示对青年文化的肯定；而新闻语言中出现的众多网络流行词则是对“佛系文化”“丧文化”“饭圈文化”等青年文化的借鉴吸纳。新闻语言（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新闻语言）变革，呈现出“代际融合”的特征。

　　（一）遵循新闻语言基本功能，为专业化注入新内涵。首先，当前的新闻语言仍需继承传统新闻语言的专业化特征，准确地描摹事实、传递观点。新闻语言的专业性与新闻产品和新闻媒体的专业性紧密相连，其关乎新闻产品与新闻媒体的定位和影响力。一方面，新闻语言需要助力新闻产品准确回应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既要包括符合媒体定位与气质的“品”，也须包括具备真实性、公正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信度的“质”；另一方面，新闻语言需要准确地反映新闻媒体所履行的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侵权责任、道德责任、保障权益责任和合法经营责任等媒体责任。

　　其次，新闻语言应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展与树立新的专业性，而不是被非新闻语言及其所倚靠的网络文化所同化。根据上文分析，若新闻语言的开放性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传播技术与传播平台，那么应在适应不同媒介技术的“媒介语法”的同时打造新闻媒体自己的“个性”，通过选择性模仿与借鉴网络用语形成独具特色的“新新闻语言”，使新闻语言“既能适应新媒体文化环境，又以公共信息生产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与专业成色作为主干”[11]。新闻语言不能泯然于社会化媒体语言，主流媒体更不能泯然于社会化媒体，否则便难以回答“何以新闻”与“何以主流”。

　　（二）遵守现代汉语规范，用好用准网络语言。无论新闻语言如何开放，都必须遵循现代汉语的使用规范，避免因为对传统媒体严肃文风与单向传播思维的矫枉过正而伤害新闻语言的规范性。上文所述的“硬新闻的软着陆”特征容易使新闻语言滑向“异化”：口语化的文风容易使新闻语言失掉简洁、准确的特性，过多的悬念设置给人以故弄玄虚之感，诸多网络词汇既不符合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也超出了中老年用户的理解和接受范围，而“萌化”的表现形式若只是语言技巧和新媒体技术的堆砌，“卖萌讨巧”的行为必然使专业媒体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受到质疑。

　　在遵循新闻语言规范性的前提下，同样需要用好和用准网络语言。若开放的目的是融入青年文化，吸纳青年用户，那么仅有语言形式的机械模仿远远不够。新媒体语言是新媒体文化的外化，这种语言惯习的背后是青年群体的心理机制与情感诉求，只有理解青年人的诉求，才可能理解青年人的文化，而唯有理解文化，才可能理解语言，用好、用准语言，而非呈现出一种“水土不服”的局面，使青年人感到尴尬与不真诚。因此，创新新闻媒体队伍的建设理念尤为重要，要主动吸纳熟谙互联网文化的新闻工作者作为人才队伍的基本力量，变“模仿青年人说话”为“让青年人自己说话”。

　　（三）秉持差异化策略，与传播新技术深度融合。不同的媒介渠道和媒体平台具备不同的“媒介语法”与语言风格，背后有技术性的原因，也有细分受众的目的。如《新闻联播》的“联播体”服务于党和国家话语的传达，其语言始终具备严肃和庄重等风格特征，而短视频节目《主播说联播》则嵌入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广泛流行的人格化特征。因此，在新闻语言的差异化策略中，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可适当创新，根据用户群体的特征对新闻语言进行调整；在商业媒体平台中“借船出海”时，应适应不同平台的语言风格和传播规则，以实现更强的传播力；而在自主阵地上可以发扬自主语言特色，大胆创新媒体文化。

　　但无论新闻语言如何创新，都须从媒体定位、使命和责任出发，既不能“偏航”，也不应在“八面玲珑”中模糊了媒体定位和媒体形象。首先，在信息过载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通过新闻语言的开放性而追求信息的“到达”是必要的，但仅仅追求“到达”是肤浅的。在探讨新闻语言究竟应当保有何种程度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时还应当思考，新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否能够借由口语化、流行化的新闻语言表达到位、产生影响。以主流媒体为例，《“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巩固壮大主流”的要求，这一目标是否有必要通过语态变革的手段来实现，关键在于新闻传播能否实现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增强，因此，新闻语言的特征应纳入上述“四力”的影响因素之中进行综合考量。其次，语言风格无法掩盖叙事态度，如果主流媒体只是披着开放性新闻语言的“外衣”而居高临下地对青年用户进行“训话”，语言“外衣”之下的传播目的容易令人产生反感，而“萌化”之形与“训话”之实的撕裂也将使主流媒体的形象显得。因此，开放的新闻语言既需要灵活适应不同媒介渠道和媒体平台，又需要考虑媒体定位的差异性，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批准号：20&ZD316）阶段性成果】

　　[6]刘勇.新中国新闻文体70年：“范式”的共生与交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133-145.

　　[9]韩传喜，郭晨.嵌入、联结、驯化:基于可供性视角的网络文学媒介化转向考察[J].学习与探索，2022(08):168-176+2.

　　[10]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 “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2-19.

　　（强月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面对媒介技术发展、传播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和以Z世代为代表的新受众群体的崛起，传统的新闻话语体系已被打破，媒体开始创新话语表达的探索。尤其在全媒体融合发展的社会话语语境下，各种话语之间的融合互动加强，新闻话语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