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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文学的杂糅:非虚构报道的表达特征与叙事意义

  1966年,美国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发表凶杀案纪实报道《冷血》,标志着非虚构报道的兴起。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非虚构新闻写作通常作为反传统现实主义和主流新闻写作的报道方式存在。新闻视角下的非虚构写作基于社会语境,强调创作者的亲身视角和主观体验,根据写作主体的在场和经历对新闻事件始末进行背景化处理,并采用个性化叙事手段以强化新闻文本的故事性与可读性。

  非虚构写作以“真实性”反抗文学的“虚构创作”,在作品文学属性的基础上赋予事实还原和社会纪实的职能。非虚构报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令记者的身份发生了转变。非虚构报道的文学特征提升了职业新闻报道的准入门槛,进而重塑了记者的职业权威。一篇标准化的非虚构报道要求创作者发掘当事者个人经验,并凭借写作技巧创作文本。

  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完成《二手时间》,耗时二十年采访俄罗斯的芸芸众生,从精英学者到大厦清洁工,作者以大众视角还原出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图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从家政女工范雨素视角展现外来务工群体的城市生活境遇,记者张慧瑜以微观视角记录了社会底层人群的自我表述,最大限度囊括多元群体的声音和意见。

  新闻报道本身需要生产者个人价值与客观事实自觉分离,然而,当前的一些新闻报道将言论与新闻、观点和事实搅拌在一起,按照预设立场片面地呈现事实,甚至打碎时空序列将不相关的事实置于统一逻辑框架内,造成观点与事实杂糅。这种新闻写作模式的蔓延,冲击了新闻的真实客观原则,为大众客观认知世界和事实造成困难。

  新闻作品发生了故事化倾向,虚构成分逐渐增多,新闻核实的传统正逐渐丧失。为了增强可读性,部分媒体不断压缩客观事实的呈现比例,甚至以主观臆测想象来创作生产新闻,以至于新闻报道、文本呈现出来的样貌、发展逻辑与客观事实本身的样貌、发展逻辑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出入。

  非虚构写作不仅需要大量的事实基础,也需要挖掘深度信息,人物类写作更要经过亲身考察和资料研究,方能切入人物的生活肌理。但倘若把握不好尺度,极易引理争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职业新闻的理念与运作管理机制也发生了形变,具体体现在报道方法、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上。公正的新闻报道,是内容生产者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文本符号面向受众呈现的动态过程。

  非虚构写作强调故事叙事,注重情节推演、人物塑造、场面描写等文学细节,创作者必须对真实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客观经历进行深度采访调研,以真实鲜活的经验避免立场预设或先入为主。非虚构写作带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将新闻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中考察,将平凡人的生活经历以故事形式呈现。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争议点在于,创作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的二次转述难以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按照新闻写作“客观公正”的原则,创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应当采取平等的倾听姿态,站在他者的立场理解他者逻辑,进而把自我认同相对化,在替代被采访主体发声的同时,又对“自我”的主体性进行反思。虽然非虚构报道最终的客体呈现不一定要完全遵循被采访主体的陈述,但是创作者本身应当做到去职业化、去专业化、去立场化。

  此外,多元社会主体间的利益角逐也人为加剧了新闻核实的难度。职业新闻的生产过程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新闻人在享有“社会瞭望者”美誉的同时,也注定要受到多元力量的影响与干涉。这些干涉亦影响着职业新闻主体的内容生产过程。

  数字时代为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构建了大量通道。私欲与公域、记者与受众、内容生产者与媒介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融,新闻生态系统也逐渐和社交媒体平台交汇融合,对话作为一种规范嵌入到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也不仅仅是记者作为观察者、局外人的客观呈现,更需要不同话语立场相互碰撞、妥协。

  当新闻利益相关者在自媒体平台公开发声时,职业媒体对新闻事实的呈现必然遭遇困境,这不仅受困于还原的技术局限,更由于各方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认知差异,导致对事实的陈述具有主观倾向。受众眼中的是对其接受全部事实信息进行价值判断和主观取舍后形成的。当受众缺少理性思考或难以鉴别信息真伪时,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此时更需要记者剥离对事件相关者的道德判断和价值立场,以平衡的切入角挖掘事实,在对话过程中提出争议点,确保当事人能完整清晰地表述。在既有事实基础上准备问题,在平等对话中逐步抛出并追寻事实,这种对话会保证新闻的浮现,也强化了报道的可信程度。

  理性和情感曾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存在,哲学家们曾使用各种方式刻画情绪,以描述理性与之间的对立。当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大众一方面利用工具理性来维持社会机器的运转效率和生产速度,另一方面,塑造价值理性来驯化个体的情绪,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肉眼可见的社会财富。

  当理性与感性在新闻传媒业的行业生态中碰撞,也让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产生动摇。事实上,新闻专业主义遵循的“客观中立”原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倘若新闻报道的呈现形式始终如一,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报道一定会因缺乏可读性与故事性遭到抛弃。

  在商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夹击中,部分新闻从业者已经将话语权甚至是创作权释放给受众,将情绪劳动外包给非新闻从业者,为其创造情感表达的空间,避免新闻从业者主观情感的卷入。

  新闻事件实际上发生于物理时空,并客观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交互中。即便是在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事件的描述依然要具备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基本要素。而不同主体进入话语场发声的时间偏差以及对新闻事实的碎片化呈现,令空间中充斥着大量时空片段。所以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偏差,也源于时空要素的不统一。新闻事件相关者的描述并不在统一的时间轴,导致面向受众的事实呈现也是随机的。这时,越早发声的故事版本越容易令受众形成心里预设。

  传统媒体时代,职业新闻人垄断了新闻生产和传播渠道,新闻报道呈单向度的稳定传播;但在后时代,多元主体的话语交锋和多渠道发声增加了职业新闻人报道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便需要职业新闻人收集、整合、筛选、处理和拼接散落于公共空间中的事实碎片,尽可能还原全貌。当完整事实经过职业媒体的加工成为现实,舆情的往往有所消退,职业新闻人对时空片段进行去倾向化、去观点化和去主观化处理,并对片段本身中的基础性事实文本进行鉴定。

  不可否认,非虚构报道为新闻的全景式呈现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在即时性的要求下,内容生产者要将新闻生产过程、新闻信源、线索提供者等基本信息公开并接受大众检阅;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手法也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但业界对非虚构写作的争议也不容忽视。

  就非虚构报道文本而言,对新闻事实本身的文学性加工并不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真实原则。受众作为个体,也是丰富的情感动物,即使被要求客观中立的记者,其价值判断也不可避免带有主观倾向,因此就需要职业新闻人用经验和采编技巧来抵抗情绪,尽量保持客观中立。

  [2] .郭小安.公共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 2019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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