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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交给孩子改变贫困命运的钥匙

“截至今年9月15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由20万人降至0人。”看到教育部日前公布的这组数据,云南省福贡县普职融合教育学校校长字跃芳忍不住感慨,自己和许多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地处怒江峡谷中段的福贡县,是典型的边疆贫困地区。这里的高山峡谷造就了如画的风景,也阻隔了孩子们上学的路。因为种种原因,适龄青少年辍学、失学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教师和乡村干部、扶贫工作队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找学生,再晓之以法、动之以情地劝说。

去劝返孩子时,60多岁的彝族校长字跃芳总是会留下这样一句话:“短期脱贫靠打工,中期脱贫靠产业,长远脱贫靠教育。”但他也明白,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家长和孩子来说,让每个孩子都有书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人盯人”

在字跃芳的朋友圈里,学生出现的次数总是最多的。9月21日,又有两个学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里:“阿打村、阿路底村的两个学生已成功劝回。”

说起这两个辍学的孩子,这位有着40多年教龄的校长总是语带遗憾。“(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们家住在高山上,家长觉得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父亲甚至不支持他读书。”后来,还是派驻村里的扶贫工作队上门,好说歹说好几次,才把这个孩子带回学校。在走访中他们才了解到,这个孩子家里共有兄弟姐妹8人,大多都没有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

紧邻边境的福贡县有许多边民回流,前几年才陆续落户,加上贫困发生率较高,不少家长对子女教育不够重视,久而久之,一些孩子也不愿意上学。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当地采取的办法是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人盯人”。“老师、校长、乡镇的负责人、教育局的人、县领导……六七个人对应一个学生,上门去找学生,劝他们回来上学。”

有一次,字跃芳的一个学生言平娜放假后没有返校。字跃芳就拉上负责相关工作的县领导,一行人驾驶两辆车,一个个村寨去找。走了几百公里,终于找到言平娜,才知道她出车祸了,去不了学校。

原来,言平娜家住在大山里,道路崎岖,摩托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搭乘摩托车时不幸翻车,言平娜的脚受伤了。看着学生的脚上青一块、紫一块,字跃芳问她为何迟迟没去医院治疗,言平娜低头不语。

眼看伤口被感染,伤口周围一片脓肿,青一块、紫一块,再不去治疗就麻烦了,字跃芳一行人就把言平娜接回学校,送去医院治疗。十几天后,伤口治好了,但这个少言寡语的小姑娘似乎不太开心。字跃芳一下便猜到了原因,上前安慰:“放心吧孩子,老师每个月都有工资,这钱老师帮你付。”

这还是比较好处理的,更麻烦的情况是,有些家长不支持孩子上学。“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非常规办法了。”字跃芳说,去年福贡县子里甲乡有一个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家长不支持而辍学,为劝返这个孩子,从副县长、教体局副局长、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驻村工作队队长、医院和村委会轮番派人上门做工作,甚至还出动了县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在教师和有关部门的反复劝说下,家长终于把孩子送回了学校。

“官告民”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些地方还不得不采取非常之法。

今年5月20日,云南省宁蒗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该县小凉山学校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监护人责任纠纷案件,两名家长拒送适龄子女入校接受义务教育,被当地镇政府起诉至法院,这也是宁蒗县首例因孩子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两名被告的女儿毛某花现年15岁,属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原本就读于战河中学九年级,2019年暑假结束后却未返校继续完成学业,而是外出打工。毛某花辍学后,战河中学及战河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多次到她家中进行家访劝学,但两名被告一直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拒绝。

“以前不知道不让孩子上学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以为坑蒙拐骗才会受法律制裁。”在法庭上,两名被告向法官表示对毛某花的辍学确实有责任,但家庭经济实在困难,只想叫女儿早点挣钱补贴家用,今天坐上被告席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经过法官释法,两名被告同意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承诺在十天之内送毛某花返校入学。

从2017年开始,此类“官告民”的非常之法就在云南各地开展。第一例发生在2017年11月,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啦井镇,镇政府将5户不肯送适龄青少年上学的家长告上法庭,经过法庭审理,政府、家长达成和解,最后把孩子送回学校上课。从那以后,兰坪县先后共组织了18起控辍保学的“官告民”公益诉讼。

“目前,兰坪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辍学已全部返校,实现动态清零!”兰坪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熊春美说,5年前该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人数达201人,如今不仅辍学人数动态清零,人均受教育年限相比2014年也提高了1.4年。

“情况正在一天天变好”

学生不但要“劝得回”,还得“留得住”“学得好”。

9月12日,云南省兰坪县城区第三完全小学,白族女孩冯驿正在上一堂直播课,给他们上课的是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这是第一次(上直播课),北京的宋老师给我们讲了民间艺术,讲得很清楚,老师还给我们唱了童谣。”

今年5月,这所为搬迁安置群众准备的县城小学与人大附小结成友好学校。许多和冯驿一样的孩子,搬出大山也能跟北京的老师直接连线。

这几天,人大附小校长郑瑞芳带队在兰坪第三完小支教帮扶。在这所去年刚建起的学校走访了解以后,她心里已经有了帮扶主意。“这里的学校硬件和北京相比并不差,关键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她邀请兰坪第三完小的教师去人大附小跟岗学习,同时继续坚持利用直播平台,进行双班教学。

在冯驿上课的直播课堂后面,也有一群老师也在跟着上课。“孩子们学课文,我们学学怎么教。”兰坪第三完小教师寸艳玲说。跟着上了几次课,她发现这些原本害羞、注意力分散的孩子,也开始在课堂上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情况正在一天天变好。”

孩子的变化,家长也看在眼里。兰坪县永昌社区居民杨秋菊也发现,自从搬到县城的第三完小上学,孩子放学回家后更愿意主动写作业了,有时孩子遇到不懂的、家长也不会的问题,会找同学求助。

搬出大山前,杨秋菊原本还很担心以后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在她的老家,孩子去上学得摸黑起床,走上几个小时山路,如今孩子走路十几分钟就能到学校,还能通过网络直播,远程享受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安置社区不远处,今年又建起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能容纳3000名学生。

看到县城的新面貌,说起孩子的新变化,这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傈僳族妇女似乎摸到了改变贫困命运的钥匙。她一边忙活手上的工作,一边连道“感恩”: “我们有工作能挣钱,孩子上学也免费,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真的非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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