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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那一夜无关中国足球的未来

  国足球未来的导向作用:如果中国队大胜后取得了小组出线权,那么明后年的中国足球还有热闹看,但足球改革恐怕就没戏了。如果中国队出局,那么未来两年由于国家队没有重赛,中超联赛又实在没法看,中国足球必将陷入一片死寂中,不过汹汹的民情将迫使有关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基于这种诠释,不少人希望中国队不出线,甚至越窝囊越好。这样中国足球还能痛定思痛,在绝望中寻求新生。

  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这样的诠释也有一定道理,中国队确实也很窝囊地出局了,但基本上,中国足球不会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运行。如果有新生的话,也只有等待一场超越足球、波及整个体育系统的大爆发后才会产生。

  11.17无关中国足球的未来,中国足球的死结在于体制和人事,以及存在于整个体育系统中的锦标主义,或金牌文化。

  《一千零一夜》让我们领略了某些阿拉伯人的狡诈,23年前的沙特人更曾很现实地给我们上过一课。不料,11月17日,中国队又被科威特人像猴一样给耍了。一个进球,只比你多一个进球,科威特人不仅把你这个种子队给灭了,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你的智商、你的尊严。

  这几年中国足球忽然成了权贵们的宠儿,经常能蒙受不正常的厚爱,说到底是中国的巨大国力和市场的因素,换句话说,足协是在大肆透支国家信用。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谁都在搞交易,我们干吗要假冒清高?此说不假。问题在于,人家是场内场外双管齐下,我们却把“足球外交”当作全部的赌注,进而把足球异化为,最终中毒上瘾,并造就一批足球政客。

  中港大战中,汉家军从来没有这么漂亮地赢过,换来的却是输掉了一切,包括生存权;中国球迷很久没有这么享受过足球了,但终场哨响才发现7比0的辉煌战果恍若7颗硕大的苦果,苦涩得足以让中国足球几年内都缓不过劲来。

  惨败之后,每个人都会作痛心疾首状,发一些大而无当的宏论,比如足协杨一民先生说,我们还是要搞好联赛,搞好青少年足球。几乎忘了是谁年复一年地作出肢解联赛赛程,甚至不惜一再取消升降级等决策的。至于改革派,更是登高一呼,中国足球不改革就要完蛋了!

  诚然,山坳里的中国足球非常需要徐明那样的大佬,运用种种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手段去逼迫足协革自己的命,但徐明们本身却是不太可靠的改革者。不说其动机和出身的旧账,在过去的二十来天里,上海的徐泽宪已经淡出了中远,徐明最得力的助手张海卖掉了所有的健力宝股份,国安的罗宁早就失去了耐心,只是碍于“首义者”身份而派了没有实权的张路参加20日的投资人会议。屈指一数,所谓的改革“七君子”早已名存实亡,所谓的投资人只剩下徐明一个人是货真价实的。

  至于徐明,过去几期文章中,我们已经剖析了其投资足球的赢利模式,这个模式与现行的中国足球体制无法兼容,足协这两年大肆围剿实德系,已经了其基本的生存空间,更遑论赢利了。既然足协依然把徐明视为对手,既然派系足球本身缺乏任何法律和的支持,职业足球大联盟更遭遇体制的厚墙,在可预见的三五年内基本不具有现实性,因此,徐明的撤退是必然的,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而已。

  “党”阵营如此松散,如此说走就走,中国足球的未来怎么能交给它们去打理呢?然而,足协更是一个无法寄托任何希望的主,既定的金牌战略体制和官本位的利益驱动机制,令任何足协版本的足球改革都缺乏诚意,同时,以国字号球队全系列溃败和中超濒临崩盘之超级恶劣的经营业绩,由足协一手把持的“深化改革”,根本不可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悲哀,谁都说要深化改革,谁都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最有持改革的两大强权却各自存在着致命的软肋,而改革者缺位的改革能够成功吗?

  徐明的对手,其实不是足协和阎世铎,而是体育总局或体制。不要说老阎不会接受徐明那种踢开足协闹的挑战,即使愿意坐下来谈,也不可能过总局那一关。不说别的,总局下面的十几个运动管理中心,没有一个能像足球中心那样,每年可以上缴几千万利润。相反,奥运会上的那32块金牌,每块都是由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钱烧出来的。

  既然这架取款机对总局的金牌战略如此重要,怎么能让俱乐部去支配呢?在很大程度上,号称天下第一运动,又惟一形成了产业的足球是总局的一个形象工程,更是一个筹资的窗口。职业化这十来年,总局下达给足协的基本任务,除了出成绩,就是搞钱。不管是改革还是,都不能影响这两个基本功能,在实在出不了成绩的情况下,搞钱的功能就不能再丧失了。

  不得不指出这么个事实,与时代还比较注重体制改革、注重全民健身相比,现在的体育总局似乎只对金牌战略、对发彩票融资感兴趣。当年,把足球当作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现在,突破口还只是突破口,除了篮球,其他体育项目一个都没有跟进,足球改革本身也陷于停顿和中。当年,曾设想把体委改组成体育总会,各项目司(运动管理中心)间化、民营化,现在,这个话题提也没人再提。

  人们看到的变化是,总局除了大发足票,还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把分散在各运动管理中心的财权集中到了总局手里。有知情者称,阎世铎其实也很难,足协除了要继续向总局上缴巨额收入外,2003年后,由于没有独立的财务运营权,收和支都要通过总局,即使有钱也不能随便投。比如由阎世铎极力推动的,2002年才开始实施的,计划每年耗资900万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工程,才搞了一年就不得不半途而废了。

  至于推出中超,固然有重塑联赛基础和重建游戏规则的良好期望,但不可否认,决策者有着强烈的借此新概念、新平台大规模融资的内在冲动。阎世铎不隐瞒在条件成熟时,把中超整体包装,公开发股票上市的意图。按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即便上市成功,募集资金的大头还是属于足协而不是俱乐部,而按体育总局的财务体制,最终这笔巨资将进入总局的账户。

  总局的算盘打得精,那些投资人的商业脑袋更不笨。过去,他们更在乎足球的交换价值和寻租价值,因此不太计较投资足球的直接产出,现在,市场环境变了,旧的赢利模式不行了,于是他们也就无意再干由他们埋单、让政客们捞资本这种好事,于是他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国足球再不改革就要完蛋的道理。

  足协的出线足球肇始于总局的金牌战略,足协的垄断经营又迫于总局沉重的筹资压力。有必要指出这么个事实,尽管福特宝公司的经营,乃至这个官办公司存在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这个以垄断经营足球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其实际控制权并不掌握在足协手中,而是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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