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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青少年体质需“应试体育”向“终身体育”转型

  曾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青少年体质下降,深层原因植根于现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将体育引入考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考试是当下学校教育最重视的、也是唯一的评价体系和激励办法。动用“考试法宝”去遏制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势头,只能说明问题有多严重。

  更值得思考的是,体育考试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动现实;体育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又能否通过考试这座桥梁就架起通途,得以实现。

  “学校体育从校长抓起”,这在当前教育制度下无可厚非。事实上,也正是校长们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之后,校园体育的开展才变得顺畅起来。不过,在一些教育专家看来,此举并非长久之策。“校长体育”概念中需要警惕的恰恰是“校长意志”在校园体育发展长期规划中的“被动性”。

  似曾相识的前车之鉴就是“市长足球”。“市长足球”出现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初期,足球的巨大影响力和“城市名片”效应,使城市行政领导对足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近20年来的足球实践表明,过于强调“市长”的“市长足球”,其生命力堪称“脆弱”。比如缔造过中国足坛辉煌时代的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正在履行注销程序,而2010年干脆由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独资组建的重庆足球俱乐部(重庆FC),也正在离开重庆迁往青海的途中。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很多学校重视体育课的原因是为了通过体育考试。”北京育才学校副校长刘树棣说,“现在中考体育占40分,这个比重很高。所以,初中阶段体育工作开展就比较顺利,但是体育跟高考不挂钩,学生对体育会考的重视程度很差,不少家长给孩子开免考的假证明,就是为了让孩子挪用体育锻炼的时间。”

  “校长体育”的重大隐患,还在于随之而来的“应试体育”的暗潮涌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诸多表态“一定大力发展校园体育”的校长,同时都希望“将体育纳入学校工作考评标准”,“用中考和高考指挥棒来促进学校体育”。在教育界专家看来,“应试体育”的短期效应或许令人满意,但长期效应却难言乐观。

  “对学生体质的评价,政府方面可能会将其纳入高考和中考体系中,但学校对学生也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办法。除了体质健康标准,仅仅用体育运动能力来评价一个学生也不全面。”上海川沙中学校长邱永飞说,“有些体质好的同学不努力、不练习,体育考试成绩还是很好。但对有些同学来说,有的标准根本无法达到,这只会让他们产生消极态度。所以,评价应该是一个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成绩上。比如跳远,有的学生轻松一跳就是9米,有的学生再怎么练也就能跳到6米。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6米就不及格,如果他练习的课时够了,我认为也可以给及格。所以,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可能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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