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暂休”的教育

体育：“暂休”的教育本站　　现代体育的出现源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有规律的生活中可以将工作与休闲分隔开，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空闲时间等待被重新分配，而原本被农业社会视为侵占劳动时间的体育活动，此时也被赋予新的意义——人们在体育中树立榜样，寄予新的价值理念——体育的神线世纪晚近以来，体育在中国生根发芽，无论奥运赛场还是学校操场，从唯金牌论到全民体育健身的提倡，从“唯分数论”到“五育”并举的真实落地，国人对现代体育的认知与期待也日趋成熟

　　现代体育的出现源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有规律的生活中可以将工作与休闲分隔开，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空闲时间等待被重新分配，而原本被农业社会视为侵占劳动时间的体育活动，此时也被赋予新的意义——人们在体育中树立榜样，寄予新的价值理念——体育的神线世纪晚近以来，体育在中国生根发芽，无论奥运赛场还是学校操场，从唯金牌论到全民体育健身的提倡，从“唯分数论”到“五育”并举的真实落地，国人对现代体育的认知与期待也日趋成熟。（孟岳）

　　1882年，孔多塞高中的几个年轻人在圣拉扎尔车站的休息大厅偶然进行了几次赛跑，但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体育锻炼。这些活动没有任何明显的教育意义，纯属游戏，主要是对学校生硬的体操训练的一种调节，因为19世纪的教育创造并实践着一套循规蹈矩的集体训练项目。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自行车比赛才出现了一种较明显的断代感。奥迪欧在1897年谈到了令人陶醉的自行车比赛：“一种醉心于自由的快乐，这就是自行车的意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历史学家伊萨克发现了自行车运动，并谈到了它所带来的：“清晨，我在林间的小路上快乐地骑着自行车。”1888年，《时代》掀起了一场倡导新运动的争论，它的中心话题就是娱乐活动应该冲破各种禁锢。

　　虽然表面上看，这与教育没有任何联系，但乔治·罗泽认定这会对学校教育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体育还仅仅限于一种新型的课间活动，但它却表现出了一种教育抱负，尤其是这种活动还要进行学习并记录成绩，它使人渴望表现意志和战斗力，这就是体育教育先驱们所倡导的体魄、德育和责任感的教育成果。然而这样便提出了一个普通却又是核心的问题：谁是培养者？该方案是不是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决定开展这项活动是不是表达了那些喜欢逃课的学生的意愿呢？这种教育活动需要设置组织，在形式上和过程中都需要直接规定模式，那么这些要求在传达过程中是否总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并能得到很好的认识呢？这两种问题都可能存在，因此才会产生1882年的现象。那时，参与这个教育方案的第一批体育高专的学生还以为自己和这个教育方案毫不相干。

　　我们应该强调一下活动放松的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体育时间首次实现了与传统时间的决裂：它与焦虑不安的时间形成了对照，它有意识地同日常焦虑紧张的时间保持一段距离。1890年前后，顾拜旦以及其他一些人发现了劳动过度的问题，他感到法国社会突然变得动荡、焦躁和超速运转，确信劳累紧张在不断增长。因此，他倡导休假，赋予体育运动放松的使命：“在一个繁忙的社会中，只有体育运动既能创造力量又能起到极大的镇定作用。”很简单，体育运动就是为了抵消这种新出现的不适，也就是激动和紧张造成的不适。1900年前后，体育文学的诞生使这种解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不论劳动过度是事实还是想象，正是这一现象促成了田径比赛的诞生和成功。”那么，建议和推动新型生活节奏的方式本身便出现了教育的意义：“完全自由地进行阶段性的身体锻炼，可以清醒头脑，消除疲劳。”

　　同时，19世纪末，劳动关系也有所不同，对消遣散心和抽空休息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休息变得更加合法和坚定，正像要求限制日工时和周工时的运动所表现的那样。工业社会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时间的再分配。当然，这种斗争是长期的。1879年5月26日，马丁·纳多第一次向法国众议院建议实行每天十小时工作制和每周六天工作日的制度，之后他又反复几次提交方案，最终议案于1912年7月4日得到通过。争取休假的斗争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虽然只有行政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职员能够享受每年一周的带薪休假，但它体现了重要的文化观念，即社会产生了新的关注点，人们开始为争取空闲时间而斗争，揭露劳动过度的问题。19世纪末，产生这些不满情绪的原因很复杂，应该说当时普遍产生了抗争的情绪，法国人民确信要为了生活而斗争，英文“struggle for life”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类观点反复出现在有关心理和教育的文章中，例如：“很多人迫使自己的头脑超负荷地工作。”而且，职位等级的发展和社会危机感的扩展也加强了这种观念。1900年的北方铁路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设立了一大堆职位等级，其中大多数职位需要一个勤勤恳恳的职员一年一年地往上爬：“工程和道路部门设有28个资格和工资等级，设备和机车牵引部门有43个等级，经营部门有64个等级，可谓五花八门，进一步加剧了渴望成功和得到晋升的心理。”

　　另外，19世纪末，人们对一切劳动付出都给予关注。人们惊讶地发现学校课业压力过重，疲劳过度造成了学习障碍，繁重的任务带来了弊端。萨尔塞有过很典型的描述，一个寝室的清洁人员是文盲，为了学习识字他全神贯注，极为紧张：“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用着力气，太阳穴的青筋突暴，额头淌着汗。八天后，他的大脑便出了问题。”再如，莫索描述了一群需要参加文化水平测试的士兵：“他们很强壮，但每次考试后便会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此外，居约也描述过一些课业压力过重的中学生，他们“严重地头痛”“精神不集中”，并“情绪低落”。

　　因此，体育就被当成了一种劳动补偿，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很明确，运动就是为了摆脱焦虑和紧张，就是为了学会防止体力透支和懂得排遣。居约在1899年时强调：“大脑过度疲劳就会积累不健康的因素，导致真正的浑身酸痛。”为了缓解这些紧张情绪，有些地方建立起了新型的旅游度假区。为了防止超负荷学习，学校组织了郊游，有钱的中学还组织每年一次到其他地区旅游几天。例如，从1890年起，阿尔萨斯学校每年7月组织去孚日山的热拉梅湖畔小住五日，在那里，人们每天徒步行走18公里，分两个阶段进行。

　　这里再强调一下，从日常紧张的节奏中摆脱出来是为了更好地恢复和运用体力，这属于一种时间教育法。于是，一种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娱乐机制便诞生了：这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定期节日，也不同于集市、表演和狂欢节假期的暂休理念。这是一个严格和几乎数字化的与工作相调节的暂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