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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与旅游

  亚运会和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之所以许多地方政府青睐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是因为这些赛事活动往往能够为举办地带来较多的社会关注度,从而推动城市形象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在赛事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持续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经济、文化、社会遗产。

  旅游研究者对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兴趣大致可以追溯到其对节事管理和体育旅游的研究传统。特别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后,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旅游逐渐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期【专题聚焦】将以传统-另类两个不同视角为大家介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展现的是体育赛事旅游研究的传统主题,以最近4届夏季奥运会-北京、伦敦、里约、东京奥运会为对象,分别从游客、志愿者、居民、城市四个角度理解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与旅游的关系。第二部分筛选的则是一些较为“另类”的研究主题,如残奥会与奥运会游客的异同、疫情对奥运会举办带来的风险、气候变化对冬奥会的影响等,这些另类视角其实都为体育赛事旅游这一主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拓展了研究的边界。

  该研究以2001年到2009年的500份网络旅行日记为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中、后海外游客旅游移动模式的变化,以此探讨奥运会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影响。

  随着奥运会的举办,海外游客到访的北京主要景点的数量、各景点的人均访问量都有所增加。游客的旅游流动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传统旅游景点本身仍然是重要的吸引物,但奥运会相关的场馆也成为了外海游客新的必去景点。总结来说,奥运会的举办有效地增加了目的地的景点数量、拓展了旅游区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探索需求。进一步地,通过扩大城市的主要旅游区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有助于海外旅游群体的整体消费的增长。

  由于缺乏前人研究,且大使项目的管理者人数有限,该研究使用了探索性归纳法。作者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分别对11个奥运会大使志愿者项目的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深度评估伦敦(2012年)奥运大使志愿者项目提高游客旅游体验、促进奥运会旅游遗产的潜在能力。

  基于对自身城市文化的宣传热情、地方性知识、以及对志愿者身份的自豪,奥运会志愿者在帮助游客体验奥运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研究显示,奥运会志愿者遗产的发展受到地方政府预算削减的制约,当地奥运会组织或组委会都未能给遗产开发提供有效援助,使大量志愿者无法继续参与到更多的大型赛事活动中去,也无法为目的的旅游发展提供持续性助力。但伦敦奥组委采取的“会员管理方式(membership management approach)”有助于组织方与志愿者个人在活动结束后仍保持长期关系,有利于其未来继续开展志愿活动。这一方式为未来主办城市建立可持续志愿者遗产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该研究以里约热内卢居民在感知奥运会社会遗产方面的态度变化为切入点,考察了从赛前到赛后阶段这一态度变化对其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采用历时性研究,收集了四个阶段——2015年(532人)、2016年(519人)、2017年(465人)和2020年(391人)——的样本,采取方差分析、结构方程分析,考察了里约热内卢本地居民在不同时期对2016年奥运会社会遗产感知与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化。

  当地居民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社会遗产感知和支持态度在奥运会前后波动较大(奥运会前有所增加,赛后逐渐下降)。由于在活动举办期间,奥运会对居民体验的提升、媒体报道带来的橱窗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豪感等,都促成了本地居民对奥运会的好感提升;当居识到举办赛事的损失大于收益时(如赛事举办导致当地经济预算超支,加剧城市安全、健康等社会问题等),他们对赛事举办则会持负面态度。实证结果表明,群众对大型活动的支持摇摆不定的情况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地方政府未能兑现社会承诺或主办过程被曝光贪污、等重大丑闻时。由此,政府应提供管理体育赛事的政策计划,明确并解释长期利益及社会遗产所涉范围,并将当地居民支持视为社会参与的一部分,以得到公众对赛事活动的支持。

  在福岛事故后,日本计划通过“东京2020”将日本重塑为一个安全、文化独特的目的地。该研究采用三种互补方法——26次深度访谈、33天的步行观察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媒体文件——对东京奥运会进行了案例分析。借用“表征性创新”与“功能性创新”两大模式,探讨日本奥运会如何通过创新品牌战略部署更新日本与东京城市的原有东道主形象。

  研究指出,“表征性”创新与“功能性”创新被认为是实现品牌形象战略目标的关键。东京奥运会的“功能性”创新体现为全国旅游基础设施的创新,集中于游客安全、可及性和流动性三方面,如消除语言障碍(普及公共场所的英语标识)和交通障碍(新干线通票)。“表征性”创新则体现在两项大型国家主导的营销活动“EnjoymyJapan”和“Tokyo,Tokyo”,通过对传统与当代文化的重新提炼和表达(如招财猫与Hello Kitty的并置),重新塑造了城市与国家形象内涵。面对东京奥运会因疫情而推迟的挑战,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使奥运会最终无法真正举办,但其筹备过程就已经推动了城市、国家形象的重塑与创新。换句话说,地方形象的重构价值并不一定取决于实际活动的进行。

  该研究以2014年索契冬奥会为背景,调查了在2-3月份(冬奥会和残奥会举办期间)前往索契的游客,共获得832份有效问卷。问卷包括旅行目的、出游原因、旅为和消费等多方面内容。

  研究发现奥运会游客和残奥会游客确实存在特征差异。奥运会游客是典型的体育旅游者,其出游的主要目的就是观看体育赛事,并且会较早确定规划出程(提前231天);而残奥会游客属于“对体育感兴趣的旅游者”,他们除了观赛行程外(65.1%),商业活动、娱乐活动也同为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出游决策也较为临时(提前43天)。在观赛动机上,奥运会游客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与同伴一起兴奋呐喊,而残奥会游客则更多是为了给予残奥运动员鼓励与支持。在旅游消费上,奥运会游客的每日开销大于残奥会游客(平均高出35%),然而奥运会游客旅游时间相比残奥会游客更短,因此二者的综合支出消费相差较小。这一发现将有助于主办委员会制定更精准与综合性的营销策略。

  该研究探讨了不同预防措施下开展奥运会所面临的新冠肺炎风险。首先使用随机模型和泊松分布来确定初始感染者数量,再通过易感-暴露-症状-无症状-恢复-住院(SEIARH)模型来模拟新冠病毒的传播,并比较了三个模拟场景:无干预条件下的传播模拟、奥组委干预下的传播模拟、其他干预条件下的传播模拟。

  该研究通过模拟与对比不同防控措施下的新冠疫情传播模型,发现接种疫苗具有最好防疫效果,大规模疫苗接种可以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的传播。如当疫苗的保护效力为78.1%或89.8%,且疫苗接种率达到90%时,便可使二次感染者的数量控制在1以内,从而建立起一个防疫屏障。本文研究巧妙运用动态模型来模拟新冠肺炎的传播,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型国际活动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建议。

  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对于气候条件具有高依赖性,加速变化的气候环境对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构成了挑战。研究评估了所有举办过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城市在气候正常时期(1981-2010年)以及2050年代(2041-2070年)和2080年代(2071-2100年)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下的气候适宜度。研究采用两个指标判断主办地的气候适宜度:(1)每日最低温度≤0℃的概率;(2)能够以先进的造雪能力保持最小雪深≥30厘米的概率。

  研究表明,气候条件的稳定与否将强烈影响着未来举办冬奥会的地理位置。在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后半期,21个曾今的主办地中只有12个地点的气候适宜开展冬奥会,10个地点适宜开展冬残奥会。高排放情景下(即保持现阶段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2050年代冬奥会的可用场地将减少到12个,2080年代将减少到8个,冬残奥会的数据为2050年代8个,80年代4个。从该研究来看,未来面临的气候挑战将大幅度超出现阶段奥委政策对气候评估的范围要求。奥运会与残奥会的性质远不止于一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关注与提倡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守护者。国际奥委会(2014年)将环境与体育和文化一起视为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体育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结合将激励世界体育领袖进一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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