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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伊核|伊核谈判或将有进展,但美国的失信和霸凌仍是问题

【编者按】

近日,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正在维也纳紧张进行。2月16日,伊朗和美国方面都发出了谈判或将取得进展的信号。伊核问题为何反复折腾、久拖不决?而如今伊核问题的解决是否真能迎来曙光?推出“破局伊核”系列文章,解析伊核问题症结,展望谈判前景。

2月16日,伊朗伊核协议首席谈判代表表示,谈判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称,各方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未来几天将决定伊核协议能否恢复。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17日则表示,将追求发展和平使用核技术的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独立性。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未来几天伊核协议谈判取得突破,围绕伊核问题的斗争恐怕也将长期存在。

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从2021年4月开始,已经进行了8轮,历时10个月。而如果从2002年成为热点问题开始算起,伊核问题已经进入了第20个年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折腾、久拖不决情况,原因在于伊核问题有着独特的复杂性。

伊核问题为何复杂?

首先, 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认知是导致伊核问题长期化的基本原因。世界上拥有核能力建设计划的非核国家并非只有伊朗一家,即使在中东地区也并非伊朗一国。唯独伊核问题成为重大热点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美伊长期敌对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极度不信任。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伊关系陷入敌对,特别是1979年11月4日发生的美国人质危机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被炒作,2012年以人质危机为背景的电影《逃离德黑兰》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便是一例。这些炒作不断重塑和强化了伊朗作为美国安全威胁者的形象,并与美国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反伊朗政治游说共同作用,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反伊朗政治,固化了美国国内对伊朗威胁的认知。

伊核问题固然可能涉及核不扩散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伊朗是否会发展核武器的主观担忧,其演进并不取决于客观现实。2007年美国情报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明确表示,伊朗已经暂停相关敏感核活动,但美国仍在政策上将伊朗视为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2015年7月至2019年5月之间,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出台报告明确伊朗严格履行了伊核全面协议,但美国特朗普政府仍然怀疑伊朗在发展核武器,并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

因此,只要美伊关系敌对面不改变,只要美国仍然将伊朗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伊核问题仍将存在。后来的事实表明2015年7月达成的伊核全面协议并没有解决伊核问题;2022年即使达成恢复履约协议也不意味着伊核问题的终结;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美国思想上的问题,伊核问题仍将困扰国际社会。

其次, 美国政府不守信用导致当前伊核谈判出现诸多难点。美国自我吹嘘为负责任大国,但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没有信用可言,在伊核问题上也是如此。奥巴马政府是2015年伊核全面协议谈判的参与方,但在达成协议之后,只是要求伊朗履行协议义务,自己并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取消制裁。特朗普政府上任以后更是于2018年5月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凭借其强权惩罚遵守协议的一方。

美国不守信用的做法使得伊朗没有享受到根据协议所能得到的经济收益,并进而导致伊朗在恢复履约谈判中提出了两项合理但十分棘手的谈判诉求。伊朗认为自己履行协议的行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核查、可以验证的,而美国取消制裁,该由谁来核查,怎么来验证,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伊朗要求美国不能再出现类似于政府换届退出协议的情况,需要美方提供保证。

客观而言,伊朗方面根据前车之鉴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伊核问题的潜在障碍则是美国政府不讲信用。尽管按照目前的进度,维也纳围绕伊核恢复履约的谈判有可能取得突破,但如果美国政府不守信用的问题不解决,伊核问题的解决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然是个未知数。

再次, 伊核问题性质变化使得当前伊核谈判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发现伊朗进行核扩散的“硬”证据,但是2015年以及之前,伊核问题作为核不扩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这不仅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奉行多边主义,强调通过谈判政治解决伊核问题,而且因为伊朗内贾德政府强硬重启相关伊核项目,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暂停核活动的决议。

然而,在2016年伊核全面协议进入落实阶段,奥巴马政府因为国内政治没有切实兑现协议,特朗普政府甚至完全不顾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履行协议义务的认可,于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而伊朗作为执行了协议的一方于2019年5月开始逐步减少兑现协议义务,进行抗争。至此,伊核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核扩散问题,而具有反霸凌的一面,伊朗的抗争是国际社会反霸凌斗争的一部分。

美国若不守信,伊核问题仍将延续

伊核问题性质的变化为2021年4月以后的恢复履约谈判提出了新的挑战。中俄等相关方一方面既面临促使伊朗回归核不扩散轨道的任务,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伊朗反霸凌的一面表示理解,支持其合理诉求。英、法、德以及欧盟等谈判方虽然迫于压力,勉强支持美国立场,但显然也对伊朗的处境和立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特别是欧洲国家一度将2015年的伊核全面协议视为欧盟的重要外交成果,对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尤其感到不满,甚至不愿参加2019年2月举行的旨在打压伊朗的华沙峰会,与美国的矛盾公开化。

美国实力衰落,但仍然“无理不饶人”构成了当前伊核谈判困难的一方面原因;伊朗方面“有理不让步”,则构成了困难的另一面,但其底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际社会对其同情。是故,与2015年以前相比,谈判进程出现新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强权政治和霸凌政策如果不能改变,那么伊核问题斗争将会延续。

总而言之,围绕伊核协议恢复履约的谈判面临的困难,表面上是技术性的,但深层次上则是美伊长期敌对的体现,其反复性和复杂性则是美国政府不守信用行为造成的,也与美国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凌政策密切相关。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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